试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

某些企业尤其是公用企业源于自然性质,或依据法律的规定、政府的授权,或通过正当竞争等途径在一定市场领域取得一定的支配地位,这本是合理合法的.但正因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缺乏竞争的压力,为了追求更多、更广的经济利益或为了维持这种支配地位,这些企业就很可能、也很容易滥用这种本来合法的地位,做出一些破坏市场竞争机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这是为反垄断法所禁止的.     

为何要加强国家安全法治建设

正国家安全法治是一国整体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题中之义,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中的重要环节。维护国家安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国家安全法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点工作和难点领域,国家安全法治的实效,直接关系到全面依法治国的成效。     

《国家安全法》中的“国家安全”概念

现代"国家安全"概念由美国李普曼于1943年提出,后来不断被修正。我国《无线电器材管理条例》(1955)最早出现国家安全概念,1982年《宪法》对国家安全有明确规定。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重要思想,丰富了国家安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细化了国家安全领域。2015年新《国家安全法》确立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立法指导思想,兼采"状态说"和"能力说"。在法律层面认知国家安全概念,需要整体理解人民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国际安全等任务,高度重视非传统安全,厘清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保障体系以及公民、组织的义务权利。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变迁探析

美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历经67年世势风云的洗礼,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已成为美国处理所有国际事务的中心,作为美国国家安全事务的咨询与协调机构,它在美国国家安全决策过程乃至世界外交局势的演变中都持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历经各任领导者对其地位与角色的不同定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能、制度、运行及决策程序在不断修改与调整中走向稳定与成熟。其机构和人员的设置既审时度势、灵活多样、顺应时代变化,又逐渐探索确立了富有特色的部际协调机制,将各法定成员、法定顾问、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以及非法定成员有效地组织起来,通过形式各异的正式程序、非正式程序以及秘密程序的分析、评估与协调会议,为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决策提供必不可少的支持。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变迁与改革的每一步都伴随着法律及行政法令的颁行与修订,授权与监督,体现了法制先行的特点。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戏剧性的发展历程中积累的经验与教训,为中国建立不久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了借鉴。     

从传统合同到智能合同:由事后法院裁判到事前自动履行的转变

传统合同需要当事人履行具体义务以促使合同目的的实现,且允许各方在现实环境发生变化时加入新的合意或对原合同条款进行修改,产生纠纷后也可以依据法院的裁判机制使权利义务关系趋于平衡。但是,区块链技术的兴起使智能合同能够自动履行当事人约定的各项内容,对纠纷的解决也可以按照合同订立时确定的救济方式自动进行,甚至无需法院的裁判支持。从传统合同到智能合同,最显著的变革在于由事后法院裁判到事前自动履行的转变。技术的进步使法院裁判机制作为权利保障后盾的重要地位受到冲击,智能合同的事前自动履行具有高效率、低成本的优势,为商业世界的交易活动提供新的可能,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     

国际海洋法争端解决机制对钓鱼岛争端的影响

钓鱼岛争端并不仅仅在于岛屿本身的归属, 还涉及到在中日海域划界中的地位, 以及周围地区的资源开采等方面的问题。当海洋法争端升级时, 国家应先寻求政治手段缓和局 势, 同时积极研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置的争端解决机制, 采取行动, 以防止自己在公约的框 架内处于不利境地。所以, 分析公约的争端解决机制, 总结各缔约国对该机制的态度, 以及国家 之间过去和现在解决不同类型的海洋法争端所用的方法, 会对我国解决钓鱼岛争端及进行海域 划界提供借鉴。     

西方人权保障理论的三种路径及其超越

现代宪法与宪政非常注重人权价值的制度化保障。比较而言,西方国家在实践中更为注重通过司法程序来保障人权。西方人权保障理论存在自由主义的路径、实用主义的路径、司法审查的路径的三种区分。在西方学者看来,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乃是最好的人权保障体制。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西方宪政对于人权保护的制度与实践既有借鉴意义,也有消极因素。这些国家应在立足本国国情基础上,积极探究既适合实际又超越西方的宪政发展路径。     

论党内法规向国家法律转化的具体路径

从司法运行的过程来看,党内法规转化为国家法律,表现为两者在国家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等各个环节实现有机对接,主要有四种具体路径:在特定情形下,党内法规基于国家法律的肯定和认可而转化为国家法律;政策性和制定修改程序相对宽松等特点,使得党内法规可以成为国家法律的有力补充;在执政、领导和行政管理等方面,党内法规可以对国家法律涉及但并未明确的内容予以具体化;党内法规还可以作为一种非正式的法律渊源存在于司法过程、行政过程和责任追究过程中。     

中国民法经济法论战初考

从1979年8月至1986年春《民法通则》颁布之前的七年间, 中国民法与经济法学界 围绕民法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经济法是否为部门法问题展开了一场中国法学史所罕见的大论战。 经济法理论来源于前苏联, 由于在意识形态、所有制和经济体制与中国的高度同质性和政治正确性 而在中国迅速崛起并在论战初期占尽了优势;民法由于个人主义的立场和市场取向而在政治上饱 受压制并因此在论战的初期尽显被动。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决定了民法的复兴, 《民法通则》宣示 了民法的最终胜利。中国经济法的出路在于抛弃与民商法争夺地盘的思路, 增强学术独立性, 放弃 统制主义的经济法体系